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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美术考古学的性质

“美术考古”这个概念在中国最初见之于郭沫若翻译的德国米海里司所著《美术考古一世纪》这本书的书名。郭沫若的译本初版是1929年出的，1948年又出改订本，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1948年的改订本。米海里司在这本书的原序中说：

“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且“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不带美术性质的单纯的文化的产物，只是时时言及而已。

这段话即说明“美术考古学”是对于田野考古所获得的带美术性质的文物的研究。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这本书本身不是研究性质的，而是叙述性的，是叙述19世纪人们关于希腊美术的知识是怎样兴起、怎样普及和增进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86年出版，在该卷总领条目《考古学》（夏鼎、王仲殊撰）一文中，“美术学考古”被列为“特殊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并且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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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年来，广东群众美术在历史上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局部到整体，多角度、多层面的变革。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改革成果，源于几代岭南画家们辛勤开拓的努力。新世纪的到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努力大大缩短了近代中国美术与世界文化的思想距离。

放眼21世纪，如何继承我们的民族艺术与传统文化，认清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掌握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群众文化发展的真正坐标，发挥群众美术在现代社区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是历史赋予每一位群众美术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笔者近年来一直在认真地寻找群众美术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定位，追溯延伸的历史痕迹，评估现在及将来的发展走向，其目的也是为了给现阶段群众美术的更大复兴找到准确方位和切入点。

一、20年前广东美术状况

建国以来，尤其是到70年代，广东美术创作独树一帜，人才辈出，所开创的新风气和拓展的艺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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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批评家于20世纪8O年代所作的预言似乎并不灵验，中国画逃过了“穷途末路”这一大劫——不是作为“保留画种”，而是堂而皇之地跨进了新世纪的门槛。

　　其实，批评家的忧患意识并非粑人忧天。当下中国画华丽的外表难以掩盖其精神的病态与空虚。中国画的病患不一而足，而媚俗则是中国画坛最大的流行病。媚俗的根性在媚骨。媚俗危害之大，却至今未能引起学界与画坛的反思。

　一、从题材、内容到形式、情调，中国画的媚俗无处不在。

　 人物、山水、花鸟一一妖冶的古今美人，风骚的文人墨客，虚假的民族风情，娇媚的青山绿水，矫饰的明清古居，甜腻的花鸟鱼虫。这些挥毫必揽式的俗套题材早已令识者乏味，却因其能娱俗人耳目而充斥画坛。更有甚者，裹小脚，套肚兜的病态裸女，贵妃出浴式丰肥性感的唐妆美人，搔首弄姿的时装女郎。再配上流行小调与打油诗一般的淫词秽语……这些愈加俗不可耐的内容亦屡见不鲜。

　　工笔、写意、水墨、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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